占據中國印染業半壁江山的浙江，那些過于密集的印染工業園里流出的污水，正在逐漸侵蝕當地居民的生活。

　　在浙江杭州蕭山臨江工業園區的集中污水處理廠的排污口，綠色江南公眾環境關注中心主任方應君拍攝下這樣一幕：從排污管道排出的工業廢水翻滾著熱氣和白色的泡沫，迅速地向周圍擴散，赤色和黑色的污染帶綿延數公里。

　　“排放量非常巨大，排放口也是非常壯觀。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大的場面，還有熱氣和刺鼻的味道。”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方應君感慨著自己拍下這段視頻時的感受。

　　作為浙江省最集中的兩個紡織工業園區——杭州市蕭山臨江工業園以及紹興縣濱海工業區的污水最終都匯入杭州灣。而根據《2011年中國近岸海域環境質量公報》，中國9個重要海灣中，杭州灣水質極差，全部屬于劣四類海水。

　　“劣四類就意味著失去了使用的價值。”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告訴記者。

　　12月4日，中國水安全計劃聯合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等七家環保組織在京發布《綠色選擇紡織業3期報告》。報告稱一些知名服裝品牌在浙江的疑似供應商，都涉及違規超標排污情況，蕭山臨江污水處理廠甚至直接將污水排進了錢塘江。

　　對此，蕭山區環保局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他們已獲悉此事，正在排查中。

　　你所不知的印染水污染

　　在環保組織提供的衛星地圖上可以看到，錢塘江河畔有一個巨大的“黑色漩渦”，根據某環保組織的實地調查，這個漩渦來自不遠處的蕭山臨江工業園內的污水處理廠。距離該處理廠東南方向4公里處，紹興濱海工業園的污水處理廠噴射出暗紅色污水。

　　紹興濱海工業園是紹興規模最大的紡織印染工業園區，于2002年6月掛牌成立。在百度百科的介紹中，其定位點是打造國際紡織品制造中心和現代化開放型工業新城。

　　記者了解到，現在的紡織業全球分工中，創造就業崗位最后的服裝、成衣加工的環節越來越多地轉向了東南亞，甚至南亞這些國家，如孟加拉國等。但是印染這樣一個行業卻大量地留在了中國。

　　中國目前尚保持世界最主要的紡織生產國的地位，主要靠印染行業。而中國的印染行業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蘇、廣東、福建和山東五省，這五省的印染布產量超過全國的90%。

　　一個公眾鮮少了解的事實是，印染行業消耗85%的水、80%的能源和65%的化學品。“可以說八成左右的這些污染物的排放基本上是源自于這樣一個環節。”馬軍說。

　　近年來，在印染行業高度密集的杭州灣地區、太湖流域部分地區以及珠江口和珠三角部分地區，水污染形勢非常嚴峻，當地污染物排放總量超過了環境承載力。

　　馬軍介紹，占據中國印染業半壁江山的浙江省，今年較為全面地披露了企業違反新標準的數據。這些相關數據顯示，浙江印染企業出現了大范圍違規超標的情況，在2013年上半年，超標印染企業數量超過400家，占全省超標排放企業總數的90%以上。

　　以杭州市為例，2013年第1季度重點污染源監測報告顯示，超標排放的紡織企業數量為57家，占全市超標企業總數的86.4%。第2季度，這種狀況不僅沒好轉，反而增加到了60家。

　　從杭州蕭山機場去往蕭山區黨灣鎮的杭州集美印染有限公司的路上，一路都有刺鼻的味道。冷空氣過境，霧霾略有好轉，村民黃永新不無感慨地說：“風一吹霧霾還能好幾天，可是水怎么辦，不是一天兩天就能治理好的呀。”

　　黃永新告訴記者：“今天看是紅色，明天變成綠色，后天又紅了。舀起來，放一會兒，又變黑了。”

　　在與集美印染一路之隔的廢棄老井里，雖然還有水，但水是黑色的。村民告訴記者，井里的水很久之前就不敢喝了，用來澆菜，“用這種水澆出來的菜我們自己可不敢吃，賣到城里去”。

　　盡管沒有官方統計數據，杭州蕭山區梅東鎮村民王成(化名)一直在記錄著村莊因患癌癥和肺病去世的人數。

　　“近十年來，得肺病的有十幾個，得癌癥的有十多人已去世，十年來情況變得越來越糟。”王成說。

　　村民無法飲用受污染的河水和井水。最終，在村民的抗爭下，政府每月兩次使用水車向該村供水，但依舊無法滿足村民的正常用水需求。

　　由于近年來公益組織和媒體的披露頻頻見于報端，村民介紹說，很多企業沒有原來那么明目張膽地排放了，“但在錢塘江邊可以看到，上面一層水是清的，下面管道排出去的水還是污水。”王成說。

　　這種說法得到了馬軍的證實：“越來越多的企業采取比較隱蔽的排放方式，排污口越來越延伸；有些地下或地上管道，深入到河里或近海的海底，很難去確認。”

　　新標準尚未得全面實施

　　中國的印染行業在全球紡織產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這個行業也正給中國帶來難以估量的環境影響。

　　除了浙江之外，其他4個印染行業大省江蘇、福建、山東、廣東同樣面臨水污染危機。

　　《2012年福建省海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12年1月，福建全省13個主要海灣及平潭海域的水質皆屬于第四類和劣四類海水水質。

　　而山東2012年實測291個水功能區中，水質為劣四類的有87個，占29.9%。2011年的《珠江片水資源公報》也顯示，珠江三角洲，劣四類河床比例達24.7%。

　　馬軍舉例，江蘇、浙江所在的太湖流域地區，全年期水質的類別中間，劣五類的達到了將近45%的一個比例。

　　這樣的數字細化到生活中，讓揚州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李淵至今難以忘懷。

　　2007年，太湖藍藻事件暴發時，當地同學都回家避難，像她一樣的外地學生，喝水、洗頭都成了問題，只能買桶裝水來洗洗臉。

　　馬軍指出，印染行業帶來的一個影響是，因產能高度集中，局部地區污染物排放已遠遠超過了環境容量。

　　而這樣規模巨大的集中排放，即使印染廢水全部處理達到1992年制定的排放標準，環境也難以承受。要破解“達標仍污染”的困局，增加污染物排放指標，提高排放標準是必然選擇。

　　中國顯然注意到了這個問題。2012年年底，發布了新的排放標準——《紡織染整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GB4287-2012)，并于2013年1月1日開始實施。

　　該標準大幅收緊了COD、BOD等一般性污染物指標和苯胺類等特征污染物指標的排放限值，并首次設立了對總磷、總氮、AOX(可吸附有機鹵素)等污染物的排放標準。

　　環保組織在調研中發現，業已實施的新標準，尚未在全國落實。

　　在印染產業高度集中的5個省中，只有浙江和福建兩省較為嚴格地執行了新標準，廣東、江蘇、山東3省未完全實施新標準。同時，福建、山東省存在監督性監測信息顯示的排放限值與在線監測顯示的排放限值不一致的現象。

　　實際上，浙江省是唯一執行了新排放標準、又做了比較充分披露的，馬軍和中國水安全計劃發起人鄧飛都比較贊賞浙江省所作出的努力。但這樣的披露也使他們心情沉重。

　　除了關注到新標準下紡織企業廢水仍超標排放的現實以外，環保組織還關注到，新標準或會帶來印染污泥處置新的挑戰。

　　“以前印染污泥大概一天在1噸左右，一般可通過自行焚燒處置；現在每天達到5到6噸，只能尋求新的方式。”浙江紹興市一家印染企業負責人表示。

　　紹興市環保局發布的數據說，在紹興市目前只有一家污泥處理單位，現處理能力大概在1千噸左右，但是當地的污泥產量在2500噸左右。

　　紹興當地的朝露環保公益服務中心成立了一個反傾倒小組，每天晚上開著車去找一些偷倒的情況，發現目前紹興有9個污泥傾倒點，這些污泥大部分被傾倒在了河道和農田旁邊。

　　紹興市環保局環境監測站人員曾表示：“目前，紹興隨意傾倒的印染污泥中，不少存在重金屬超標的情況。”這些重金屬包含鉛、汞、鉻、鎘等。

　　據媒體報道，今年紹興市已有4家印染企業因偷倒印染污泥受到最高限的處罰，它們分別是紹興圣源毛絨家紡有限公司、紹興志仁印染有限公司、越城樊江印染有限公司和浙江宇凱染織科技有限公司。

　　另有數據顯示，自2013年5月以來，杭州市蕭山區也出現上千噸印染污泥傾倒事件，對當地水體安全和人民生活造成嚴重威脅。

　　消費者或可倒逼企業環保

　　大批印染企業超標違規排放污水，在污染環境的同時，意味著紡織品牌的供應鏈存在重大的環境違規風險。新的標準實施之后，更意味著這些紡織品牌的合規性風險大大增加。

　　許多知名品牌，比如Uniqlo、雅戈爾、Polo等都曾作出過環境承諾。

　　2012年3月，發端于2007年的綠色選擇聯盟，關注到了紡織行業對水環境嚴重的污染，同時注意到供應鏈上有大量企業的超標違規，于是他們跟49家品牌進行了溝通。

　　“面對這樣的風險，他們出現了不同的表現。”馬軍說，

　　《綠色選擇紡織業3期報告》中提到，溢達、彪馬、H&M、耐克、Adidas、沃爾瑪、李維斯、Gap、瑪莎百貨，這些品牌相對都比較積極。而像其他一些品牌，表現都是消極的。

　　記者聯系了多家品牌，其中溢達和李維斯回復說，在綠色選擇聯盟跟他們溝通之后，目前已建立了一些相關的主動檢索機制。而其他品牌在記者發稿前沒有回復。

　　“通過我們的推動，能夠有效地使得這些品牌發現這樣一些違規情況，如果這些品牌積極檢索這些違規記錄，并且幫助或促使他們的供應商加以改進，那么他們也能夠有所推動治污這項工程。”馬軍說。

　　馬軍認為，他們發布這些品牌企業的反應，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去解決環境問題，讓消費者來推動品牌來選擇綠色供應鏈，這樣可以增加賣家企業的壓力，協助法規的實施。”

　　針對調研中發現的多個地方政府未切實執行新標準的問題，環保組織建議同為印染大省的江蘇、廣東、福建、山東向浙江省看齊，盡快全面執行新標準。同時建議江蘇省和廣東省建立平臺，推動印染企業進行在線監測數據的實時披露，以利于社會監督。

　　而針對目前的有關企業對水污染的現狀，馬軍的建議是可以借鑒國外機制，利用污水處理設施的在線監測設備，公布污水排放數據，實現網上一小時一報，以信息公開的公眾監督方式來遏制企業和污水處理廠的水污染。

　　日本的污染物排放與轉移登記制度在2001年從歐美引進，該制度規定企業對462種有毒有害物質(I類)的排放和轉移進行政府登記，以及信息公開。結果顯示，2001年至2008年，I類有毒有害物質的排放和轉移減少了24.5%。然而，對于沒有要求公開信息的化學品(II類)，其排放卻沒有明顯減少。

　　美國是最早要求對有毒化學品排放進行信息公開的國家。1984年，印度博帕爾美國聯合碳化工廠發生嚴重化學品事故后，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提出了“美國有毒化學物質排放清單(TRI)”機制。目前，TRI清單已包括從兩萬多家工廠排出和轉移的650多種有毒化學物質。

　　除了公開數據，馬軍認為政府還需要有更進一步的舉措來治理污染。“對于超標企業要在法律范圍內給予處罰，確定達標時限，同時還要進一步擴展信息公開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