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線紡織工人，唐玲玲主要關注的是紡織工人的待遇問題。她表示，在當前經濟形勢下，紡織企業們都在掙扎突圍，一線紡織工人的收入也普遍不高，紡織工人的待遇問題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提高工人待遇，必須建立在落實與紡織業有關的政策基礎上。”

　　唐玲玲說，制約紡織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國內外棉價差，像我們棉紡企業，棉花占其成本的60%。目前，國內外棉價差距太大，進口棉比國產棉每噸便宜幾千元，拿不到便宜的進口棉，企業就會面臨多重壓力。“受累于價差，不少棉紡企業經營困難，企業經營困難，紡織工人的工資待遇自然也漲不起來。”

　　中國的棉花收儲政策讓紡織企業頭痛，慘淡經營。唐玲玲給的建議是，希望國家把宏觀調控的方式改進一下，從棉花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角度解決問題，而不是腳疼醫腳、頭疼醫頭，一定要有綜合的、配套的政策支持。如果只依靠收儲，大家都會走入死胡同。

　　參加工作23年來，唐玲玲從一名擋車工成長為車間教練工。對于她這樣一位“老織工”來說，工資待遇較低的話就很難再招到人了。“現在的80后、90后對工作環境、待遇等要求都很高，很多紡織廠車間的女同志都是三十多歲的了。”

　　唐玲玲認為，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也都面臨著這種情況。現在的年輕人大多都是獨生子女，他們覺得在紡織行業工作太辛苦，掙錢也不多。以前的工人都是從技校畢業后直接分配到這里工作的，但是現在上技校的人在不斷減少。目前，廠里的職工40多歲居多，面臨著青黃不接的局面。因此，提高工資待遇是企業必須面對的問題。

　　在她的觀察中，雖然企業可以采取適當加薪、提高福利待遇等方式盡力留住工人，但是工人還關注戶籍和住房問題。而解決戶籍和住房問題是職工最關心的，要解決這些問題，僅靠企業是做不到的。她建議相關部門高度重視健全完善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著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不過，唐玲玲認為，招工難的原因不僅僅是企業待遇低這一個問題。“這或許是經濟危機后勞動密集型企業遇到的共性問題，也是一個趨勢性問題。對此政府要高度重視，及時規劃，統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