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時期，中國紡織服裝出口產品在世界市場占有率已接近40%。要符合時代的變化，中國紡織貿易的發展重心要從“兩大一低”轉變為“兩高一精”，即從大產業規模、大批量加工、低價格競爭深化為高附加值、高集成與精益制造。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的戰略要從硬戰略轉變為硬戰略與軟戰略結合，更要巧戰略。如何破解困局、穩定出口？如何優化產品、市場、產業結構和外貿模式？正確的政策策略源于對當前中國紡織所處的特殊時代的復雜因素的認識和分析。

　　中國紡織品服裝
　　市場占有率將持續攀升

　　21世紀開始后的十年，對世界和中國紡織影響最大的兩件事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2001）和扭曲的貿易體制多纖維協定（MFA）的消亡（2005）。中國這一最大的紡織生產與出口國加入WTO和MFA的終止，使全球紡織貿易率先回歸自由貿易原則，使各國——包括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得以釋放，全球的紡織服裝貿易迅速增長。在此期間，世界和中國紡織出口包括纖維、紡織品、服裝和鞋類產品的出口都在增長，而中國的增長幅度更快。

　　2001~2010年，中國紡織品出口增長了4倍，進口服裝增長了3倍。進一步分析與預測表明，除了紡織纖維中國需大量進口，在世界市場上的出口份額略有減少，紡織品、服裝和鞋類的出口和市場占有率仍將持續上升。

　　全球采購趨勢
　　中檔產品需求減少

　　中國入世和MFA的消亡，加速了世界紡織業網絡重構和回歸貿易自由化的進程，扭曲的貿易障礙逐漸消除，國際買家采購的決策更趨合理。制造成本仍是買家選擇采購地的重要因素，但這只是導致買家訂單轉移的一部分因素。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揭示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后MFA時代，服裝出口增長的國家和地區除了低工資成本國家外，高工資的國家和地區也有增長，而中等收入國家出口增長不多，甚至下降。金融危機中，采購商為了避免市場風險，迎合市場快流行、個性化的需要，快單、急單、補單增多，長單減少，小單增多，大單減少，低端，高端的訂單增加更快，而中檔的產品增長較緩。

　　贏得后“X”時代
　　中國紡織服裝業應對有術

　　后“X”時代世界紡織服裝貿易仍會增長，盡管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導致國際市場需求下滑，但中國紡織服裝出口貿易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引擎，這是支持中國紡織產業發展的重要判斷和決策依據。根據上述分析，企業、行業、政府應在后“X”時代作出符合產業發展趨勢的應對策略。

　　如今，“做了賣”和“買了賣”出口貿易模式正日益喪失競爭力，紡織出口企業應加強產品開發和原創設計，推廣自動倉儲和數字化配送，提供“一站式供應”，“打包式服務”，創造新的貿易模式。

　　此外，企業還應嘗試柔性制造和改善貿易流通。通過數字化和互聯網、物聯網技術，采用如單件生產系統（UPS）、在線設計、射頻識別RFID物流配送技術，以滿足快時尚，低庫存，高周轉，多品種的市場趨勢。如上海嘉麟杰。

　　堅持清潔生產、企業社會責任（CSR）和可持續發展是企業的根基。清潔生產、CSR不僅是紡織產業的軟約束，更是產業乃至國家競爭力的體現。事實上，這已是國際紡織貿易的必要條件，因此，這不應是被動戰略，更應是中國紡織的主動戰略。

　　改善貿易環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政策研究。無論從OEA到OBM，價值鏈升級還是柔性化生產鏈整合，對交通、通訊、物流、能源、融資等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加強對稅收（包括進出口關稅）、融資、進出口配額、特別是棉花原料政策的系統研究。

　　沒有進口就不可能實現比較優勢，過度的順差會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失衡的進出口貿易易引發摩擦。降低關稅，適度放大原料進口限制（包括配額），行業應鼓勵進口先進紡織裝備，促進產業升級。此外，也應增加高端或是互補的紡織服裝消費品進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內需，提升國內時尚消費市場水平。總之，平衡的貿易政策才能實現包容、均衡、和諧和可持續發展。

　　整合中國紡織服裝供應鏈。建設供應城（基地）和貿易平臺，這是國際市場的需要，也是中國紡織相對其他紡織出口國的獨特優勢。國內一些企業產業集群已有這種嘗試和時間，如溢達、浙江東方正在努力成為高效集成供應商。

　　應加速紡織服裝產業轉移和區域布局優化。紡織產業的地區同構化和產業同質化是造成產業擁擠，競爭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各地區在規劃產業路線圖時應有清晰的市場目標，形成專業部門特色，明確在全國產業鏈乃至全球價值鏈中的角色，在第三輪中國紡織產業轉移過程中，順勢確定各地的產業位置，以完成全國紡織服裝產業的優化布局。

　　鑒于紡織服裝企業普遍面臨的融資難問題，政府及相關金融機構應改變對紡織企業過緊的信貸態度，以扶植企業從純加工出口向品牌設計研發的升級，既使加工出口企業，由于外貿模式的變化（如一站式外貿服務），也需要營運資本和流動資金。

　　重新審視棉花政策對我國紡織服裝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纖維生產國，也是最大的纖維進口國和纖維制品的進口國。從總體上，大量纖維原料的進口和纖維制成品出口有利于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擴大中國經濟的規模，推動了中國經濟向上升級。因此需要全面考量棉花進口配額和稅制，需要專題研究政策利弊。無論如何，因為進口原料價格和數量限制而影響中國紡織產業競爭力甚至形成國內棉價和進口紗價倒掛顯然不合理。

　　此外，政府還應加強基礎設施和產業生存環境的建設。這里不僅是硬設施，如通訊、交通、資源，這些方面有待改進，更重要的是軟條件，如減少交通物流收費和成本，還包括政務與公共服務。
　　（作者系東華大學紡織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