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紡織服裝企業“走出去”的眾多目的地當中，東盟是最有吸引力、可操作性最強的市場

　　走出去，風險與機遇并存，挑戰與希望同在

　　臺灣的紡織服裝業，是大陸同行的一面鏡子。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臺幣升值超過40%，土地價格飆漲，勞動力不足與勞動力成本上升疊加，加上紡織品貿易配額的限制，臺灣紡織服裝企業紛紛向東南亞轉移。

　　90年代后期，兩岸政治關系改善拉開了臺資企業進軍內地的序幕，很多企業將工廠由東南亞搬到了東南沿海，成衣、制鞋業的迅速擴大，反過來拉升了臺灣本土產業鏈上游企業的快速發展。1997年，臺灣紡織服裝業發展到頂峰，行業規模達到680億臺幣。

　　如今，隨著匯率、土地和人工等要素成本不斷上漲，大陸的紡織服裝業者，走到了當年臺灣同行的走過的十字路口，就連已經扎根內地多年的臺灣企業，也選擇了再次轉移。

　　轉移不可免

　　如今，大陸紡織服裝業也走到了當年臺灣人走過的十字路口。

　　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制造業之都東莞聚集了8000余家臺資企業。金融危機爆發后不久，就有大概兩成左右的臺資企業在東莞消失。

　　消失的形式有很多種，有的是突然離開，有的是到越南設廠，有的是轉向內地，留在東莞當地的企業則力圖轉型，做品牌，轉向內銷。

　　但金融危機的“后勁”卻驅使著更多的臺企轉移。

　　臺灣寶成集團是制鞋業的翹楚，2011年生產了3.26億雙運動鞋與休閑鞋，旗下裕元工業在東莞的制鞋工業園擁有近20萬人的規模。

　　今年7月份，寶成決定“砍掉”大陸兩成生產線。據寶成公布的數據顯示，該企業2012年底在全球的生產線一共523條，其中中國大陸的生產線為204條，比2011年底減少51條。而寶成同期在印尼和越南的生產線卻明顯增加，印尼從2011年的134條增加到157條，越南從140條增加到156條。

　　亞洲鞋業協會秘書長李鵬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實際上轉移去東南亞的，很多不是工廠自己的意愿，是客戶逼著他去的，也是被工資和勞動力招工的問題逼著去的。”

　　不止鞋業，很多服裝訂單早已轉移到了東南亞。現如今，國內消費者對寫著“MadeinVietnam”、“MadeinBangladesh”的服裝已經見怪不怪了，國際快時尚服裝品牌巨頭，如優衣庫、ELAND、GAP等正加速向東南亞轉移，甚至國內品牌如凡客、美邦也在嘗試將訂單下到海外。

　　數據更能說明問題。據中國海關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5月，我國自東盟進口服裝呈快速增長態勢，進口數量和金額同比分別增長51.3%和33.6%，但進口均價卻下降11.7%。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原部長張小濟認為，未來，隨著我國紡織服裝業競爭態勢的變化，我國企業不能靠守訂單過日子，要靠境外投資構建新優勢，“坐山虎要變成跳澗虎。”因為“從國際上來看，土耳其、柬埔寨、越南三國的比較優勢是高于我國的。”

　　以申洲國際在柬埔寨的用工成本為例，柬埔寨員工月基本工資是61美元/月，再加上加班費、獎金、保障基金等，總共150-160美元/月(約合976元人民幣)，而國內類似的崗位工資差不多要3000元/月。

　　“產業梯度轉移不可避免，晚轉不如早轉。”張小濟說。

　　實際上，除了人力成本低廉之外，我國和東盟擁有良好的政治關系，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也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制度保障，東盟與發達經濟體的貿易協定，可使東盟成為我國企業進入歐美等國的跳板。另外，東盟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快速發展的經濟，還有望提供可觀的消費市場。

　　因此，中國—東盟中心秘書長馬明強表示，“在中國紡織服裝企業‘走出去’的眾多目的地當中，東盟是最有吸引力、可操作性最強的市場。”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目前，中國紡服企業僅對東盟十國的境外投資企業數就超過120家。

　　走出去前的思考

　　“如果當時遠東紡織的計劃能實施，那現在的臺灣紡織業在大陸將不可同日而語。”盡管已經過去了十多年，但黃偉基心中的遺憾反而越來越強烈。

　　1996年，臺灣遠東新世紀集團開始在上海、無錫等地投資建廠。那時，黃偉基則剛剛進入臺灣紡拓會。“當時遠東集團設想建立一個完整產業鏈的大型工業園，但當時的臺灣當局不同意。”

　　因此，作為臺灣紡拓會的秘書長，黃偉基對大陸同行的建議是“要思考，什么是要轉移的部分，什么是自己本身可以做的部分。”

　　這與原商務部副部長陳健的觀點不謀而合。陳健在6月28日召開的中國紡織業實施“走出去”戰略交流大會上說，“產業轉移相關部門和行業組織一定要有規劃，轉移什么，轉移多少;保留什么，保留多少;產業轉移的目的國是哪里等問題行業要有清醒的認識。”

　　此外，還應當考慮“什么樣的企業適合轉移”。

　　“那種過度依賴低成本的加工企業，甚至依靠國家相關政策(退稅)生存的企業走不出去而倒閉也不是一件壞事。”張小濟說。

　　“當你在國內生存困難的時候，可能談不上‘走出去’這個話題。‘走出去’要有人才、資本等因素支撐，這不是這類企業能承受的。”天虹紡織集團總裁洪天祝表示。

　　據了解，天虹紡織自2006年開始實施走出去戰略，先后在越南同奈省和廣寧省以及土耳其和烏拉圭等地投資建廠，截止今年5月，天虹紡織在越南已投資76萬紗錠，9個分廠，用工超過7500人。

　　但是，在土耳其和烏拉圭的投資，是出于市場而非成本考量。

　　“土耳其與烏拉圭存在一定的貿易壁壘，我們干脆就到當地建廠。土耳其的人工成本差不多是1200美元，但可以輻射中東及歐洲市場，而烏拉圭則可以輻射南美地區。”洪天祝認為，企業終歸要回歸行業本質，未來服裝業本地化、快速反應是主流，如果時間成本過大，“國內的服裝運到歐洲只能打折賤賣。”

　　同樣，富麗達集團的出海目的也很明確，即解決困擾自身已久的原料問題。

　　近年，隨著我國粘膠纖維產能的擴大，粘膠纖維的主要原料——漿粕的穩定供應成為制約相關企業的主要瓶頸。2011年2月1日，浙江富麗達集團以2.535億美元收購了加拿大紐西爾公司。

　　“如今紐西爾生產的漿粕90%為富麗達配套，解決了后顧之憂。”富麗達集團董事長戚建爾說。

　　在張小濟的眼中，走出去的企業無非四種，即成本尋求型、技術尋求型、市場尋求型與資產尋求型，“企業要真正明白自己要什么，這是走出去的前提。”

　　內外有別

　　2000年，我國提出了“走出去”戰略，并將其與西部大開發、城鎮化、人才一并列為四大新戰略，從此，國內企業出海的大幕就已被拉開。

　　2011年，國家“十二五”規劃要求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鼓勵制造業優勢企業有效對外投資，創建國際化營銷網絡和知名品牌;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強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國公司。

　　與此同時，國家相關部門出臺多項政策，為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保駕護航。如“對企業在海外建設合作區、工業園等，國家財政部補貼30%，另外商務部對企業出海也出臺了一攬子扶持政策。”陳健表示。

　　事實上，實施“走出去”戰略10多年以來，國內紡織服裝企業對外合作投資步伐明顯加快，“走出去”企業數量、規模和領域不斷增加。

　　更為可喜的是，作為紡織產業的龍頭，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服裝品牌和設計師也頻頻走出國門，登頂國際四大時裝周并走進國際各大城市。如江南布衣經過近10年海外運作，如今產品已打入俄羅斯、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法國等多個海外市場。去年年中，波司登倫敦旗艦店在倫敦奧運會前一天開幕和依文集團的倫敦秀，令英媒大呼“中國時裝入侵”。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會長王天凱在“走出去”戰略交流大會上表示，“近年來，我國紡織服裝業‘走出去’動力不斷加強，我國紡織企業‘走出去’的實踐亦取得積極進展，然而如今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

　　確實，雖然只是一道國門，但畢竟內外有別。

　　2012年10月22日，一名在柬埔寨金邊郊區工廠內的中國女主管在巡視時，發現一名當地女員工不專心工作，正在看國父西哈努克的照片，于是從員工手中搶走并撕毀，此舉引起當地員工不滿，近2000人情緒高漲，最后該女主管被迫戴著手銬在西哈努克肖像前下跪才免去一場風波。

　　“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定要考慮到文化融合的因素。”有著20年我國駐外領館商務參贊工作經歷的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會長江輝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在歐美地區往往比較難成功，在東南亞成功的案例就比較多。“雖然東南亞地區與我國在文化習俗等方面比較接近，但企業仍要學會‘因地制宜’。”

　　同樣是在柬埔寨，紅豆集團與申洲國際與當地的關系頗為融洽，在罷工頻繁的當地，多年來從未有一例罷工事件發生。

　　“主動履行社會責任，融入當地文化是實現可持續發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據紅豆集團副總裁陳堅強介紹，紅豆在柬埔寨捐助建設學校，還幫助當地學生學習中文，甚至會挑選柬埔寨的學生接到國內，到紅豆大學學習。在柬埔寨的申洲制衣工廠，當地員工可以吃到免費午餐，并有合理的意見通道和晉升機制。申洲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王存波說，“干部本地化對企業的穩定和文化融合非常重要。”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也很無奈，風險與機遇并存，挑戰與希望同在。走出去很容易，也很難。這是戚建爾在經歷過一次跨國收購后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