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全球最大的棉花生產國，同時也是最大的棉紡織生產國，這條完整的產業鏈保證了我國紡織大國的競爭地位。

　　然而，始自2011年、本為托市救火的棉花臨時收儲政策打破了這一平衡。臨時政策的常態化，使國內外棉價差居高不下。再加上進口配額制、稅收高征低扣等棉花政策造成的歷史包袱，棉產業鏈集體陷入了“未益農卻傷工”的尷尬。

　　脫離市場的棉價差——

　　全國8%的紡織產能在不公平競爭中被閑置，國內外高價差會要了紡織業的命

　　今年以來，廣東清遠德泰紡織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姣蘭發現，企業訂單來得多，撤銷得也快。經多方探訪，陳姣蘭得知，老客戶如今更青睞巴基斯坦棉紗。

　　“倒不是巴基斯坦的棉紗質量有多高，而是人家一噸棉紗運到中國，再加上關稅，價格都比中國棉花還便宜2000元!”入行30年的陳姣蘭，成功闖過了紡織壓錠、金融危機等重重難關，卻在國內外棉價差面前束手無策，“現在企業就是熬日子，今明兩年還會有一大批棉紡企業關停病死。”

　　不僅是德泰這樣的中小企業飽受棉價差之痛，連華潤這樣的大型國企也到了生死關頭。“一季度訂單不愁，內銷也好，外銷也好，但就是沒利潤，勉強活著。”華潤紡織(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狄慧說，目前國內外細絨棉每噸價差在3000至4000元，長絨棉價差高達5000至8000元，“用國內棉花制成產品的報價，沒人接受。”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調研的結果顯示，中國棉花年消費量約為1000萬噸，而去年國內棉花用量僅約800萬噸，有200萬噸的缺口是依靠進口棉紗或化纖替代來彌補。這意味著全國1000萬錠的棉車關停，相當于全國8%的紡織產能在不公平競爭中被閑置。這其中中小企業受沖擊最大，一萬錠以下的小企業有40%被迫關停，僅在新疆就有約2.4名從業人員隱形失業。

　　“棉價高不是關鍵問題，關鍵是棉價差，國內外的高價差會要了紡織業的命。目前在國際市場上，中國制造的純棉40支以下的紗已無競爭力。”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棉花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世濱介紹，天然纖維紗線紗支60以上的即屬于高支紗，專供高檔面料，市場需求相對較小。“喪失40支以下的紗線市場，就意味著中國棉紡業在國際市場的潰敗。”

　　那么高達每噸四五千元的棉價差從何而來呢?

　　“國內外不同的棉花價格機制是當前國內外棉價差形成的主要原因。國際棉價根據市場供求關系波動，而國內棉價是以收儲價和進口配額量為支撐。”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會長王天凱說。

　　從2010年9月到2011年8月，國際棉價經歷了一輪大起大落。為確保棉農收益、增強市場信心，2011年9月，我國把以往在棉花主產區臨時收儲皮棉的措施常態化，建立了棉花臨時收儲制度。當時，國家以每噸1.98萬元的價格收儲了皮棉310多萬噸，托市效果當即顯現。然而，臨時收儲制度并未就此終結，并左右我國棉花收儲價今年上調至每噸2.04萬元。與此同時，受國際市場需求不足及豐產預期影響，國際棉價卻持續下跌，導致國內外棉價差居高不下，如今每噸差價仍在3500至4000元。

　　面對居高不下的棉價差，中國企業并不能自由利用海外原料市場來“削峰填谷”。按照世貿協定，我國每年配額進口89.4萬噸棉花，實施1%的優惠關稅;配額以外的進口棉花，征收5%—40%的滑準稅。滑準稅的征收，相當于為進口棉價設置了底限，其目的在于減少進口棉對國內棉花市場的沖擊，確保棉農收益。但是，由于進口配額遠遠小于需求，分不到配額或配額過低的企業即便進口棉花，也面臨不公平競爭而得不到實惠。

　　“我們正以高于對手1/3的原料成本參與國際競爭，這是靠技術創新、效率提升等都難以消化的成本，是輸在了起跑線上。”中國棉紡織行業協會會長朱北娜表示，畸形的棉價差實際上是讓國外企業撿了便宜。越來越多的企業從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直接采購棉紗，維系了國外棉紗企業的高利潤空間，使其有大量資金可用于技術進步和產業鏈完善。“紡織業是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而棉花卻是計劃經濟，這種錯位對紡織業是毀滅性的打擊。”

　　讓人頭痛的國儲棉——

　　一年收儲花費上千億，而堪憂的棉花質量令企業雪上加霜

　　盡管從目前的形勢看，棉花臨時收儲制度并沒有盡快松動的跡象，然而很多業內人士認為，這項政策已到了難以維系的時候。

　　一方面，用棉企業在關停加劇。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數據顯示，今年1至4月，紡織業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4%，較去年同期下降4個百分點。同時，我國占歐盟、日本等主要國際市場的份額持續下降。湖北孝棉的負責人透露，企業周邊產能在3萬錠以下的廠子已基本關停。“如果按照這樣的形勢，企業沒有盈利，沒有錢搞技術升級的話，這個行業很難做下去。”

　　另一方面，對國儲棉的需求也在萎縮。“和糧食不同，不是所有的棉花在國內消化就可以，我們必須和國際競爭，要考慮國際市場能否接受。”路易達孚中國公司董事長陳濤說，2010年之后，由于收儲價遠高于國際市場平均價，在全球棉花消費量下降8%的情況下，中國的消費量下降超過20%。

　　PCI纖維咨詢公司中國市場總監陳九妹也表示，經過近兩年的市場調節，相當份額的棉花市場已被滌綸與粘纖替代，這給如何消化國儲棉帶來了巨大挑戰。“如果棉花收儲政策不變，那么明年中國棉花庫存將超過用量40%，如何去庫存將成為一個棘手的大問題。”

　　年初至今，國儲棉市場交易清淡，按目前的拍賣進度，到今年7月底，國儲棉將高達750萬噸左右，按2012年標準級新棉收購價計算，國家用于收儲的花費將超過1000億元。

　　“無論收還是儲，一噸棉花財政要補貼3000元左右，是一筆沉重的財政負擔。而且棉花每存放一年就會降一級，這種貶值的損失更大。”楊世濱說。

　　為了減輕庫存壓力，也從一定程度上減輕棉紡企業的壓力，今夏國家將進口配額與拍儲量按比例掛鉤，即棉紡企業每買下3噸國儲棉，將獲得1噸的進口棉花配額。

　　然而，紡織企業對新政并不買單，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與配額捆綁的國儲棉質量逐年下降，混等混級、異性纖維問題嚴重。

　　根據國家標準，只有品級達到4級的棉花才能被國家收儲。然而，2011/2012年度，全國新體制棉花細絨棉平均品級3.28級，僅有新疆棉平均品級超過3級。于是，把高等級棉花和低等級棉花進行摻兌便成了行業潛規則。

　　“去年8月以后，河南、河北、山東等地都把5級棉與新疆買的2級棉混起來賣給國家，而目前我國使用的檢測儀器沒有細度指標，又沒有搞細度測量的人才，因此根本測不出棉包被做了手腳。”中國工程院院士姚穆說。

　　堪憂的棉花品質給企業生產造成了新的負擔。湖北孝棉，每月用棉量三四千噸，是我國數一數二的用棉大戶。負責人反映，國儲棉顏色發黃，每一捆的顏色都不一致，導致國棉產出率過低，加大了企業成本。“我們有一個分廠意見特別多，生產一噸精梳紗，只需美棉、澳棉1.3噸，換成國儲棉就要1.5噸。如果這樣收儲下去，質量很難控制，連做中低端的普通紗也不行。”

　　“你買4級棉，結果買的是60%的5級棉與40%2級棉混在一起扎捆的。”陳姣蘭反映，國儲棉不僅存在高低等級“勾兌”的問題，而且頭發絲、塑料袋絲、雞毛鴨毛等雜質纖維特別多。

　　政策保護不要成為傷害——

　　在進行原料結構調整的同時，期待改善棉花調控政策，實現棉農直補

　　在棉花危機面前，紡織企業迅速開展了新一輪的“自救”，不少企業通過調整原料結構來化解棉花風險。今年以來，江蘇大生的非棉纖維產品已從80%提升到90%以上，同時，混紡產品越來越多，批量也越來越大，從而盡量避開棉花問題。華潤紡織目前30%的產能已經轉向非棉產品，試圖通過開辟新市場來平抑既有市場的波動。

　　然而，在國家棉花調控政策不變的大背景下，企業能化解的風險非常有限。在日前召開的2013中國國際棉紡織會議上，不止一家紡織企業疾呼，“政府穩定棉價的本意是好的，但收儲和配額這種粗放的計劃經濟手段，導致紡織業打拼30多年換來的國際競爭優勢喪失殆盡。沒企業買棉花了，光靠國家托市能儲存多少?棉農的利益又能維系多久呢?”

　　實際上，收儲政策并沒能調動棉農種植棉花的積極性，我國棉花種植面積正逐年遞減。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植棉面積下降約6%，降至約7408萬畝，而根據中國棉花信息網5月生產調查，2013年棉花意向播種面積為7065萬畝，同比再減4.6%。

　　進口配額本身也淪為投機商品，擾亂了市場秩序，推高了棉花成本。據業內人士反映，申請到配額的部分企業并沒有實質的棉紡生產或貿易，拿到配額后便高價轉手倒賣;也有部分虛報生產貿易額，申請到高于企業本身需求的棉花進口配額，再將多余配額轉手倒賣。

　　破解目前的困局，“棉農直補”再次成為紡織業期盼的新政。棉農直補，即國家補貼不再通過流通企業返還到農民手中，而是參照糧食直補政策，按種植面積直接對農民進行補貼。目前美國就通過衛星系統，進行棉花種植面積的監測及補貼。近十年來，由于可以減少中間環節、提高資金使用效率，讓農民真正受益，在我國推行棉農直補政策的呼聲越來越高。但鑒于我國大部分地區棉花種植仍屬于家庭式的、分散式的小農經濟，在確定種植面積以及由此可能帶來的虛報等問題上，一直未能拿出一套操作性強的方案。

　　“補貼農民是可行的。我們曾去長江流域及新疆等地調研測算，除了種子補貼，每畝補貼約為100元到120元，比國家收儲劃算多了。直補完全可以從新疆開始試點。”朱北娜說。

　　除了直補機制，企業還建議國家盡快從農業與工業共贏的角度、從理順產業上下游關系的角度、從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角度，研究出臺棉花調控長效機制。

　　“如果收儲與配額政策不變，是否可以考慮對收儲價格進行動態化調整，將國內外價差穩定在1000元至1500元的區間。”江蘇大生集團公司總經理馬曉輝等企業家建議，國家在制訂收儲價格時應參照國際市場棉價，合理確定收儲的數量，并根據市場價格波動靈活地進行收儲和拋儲，發揮平抑市場棉花價格的作用。“我們希望政策調整今年就開始，時間上我們等不起，也拖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