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個詞語形容中國經濟目前的現狀，那么非“新常態”莫屬。作為當前及今后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新常態”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體現在方方面面。簡而言之，就是中國經濟需要順應國內外發展的新格局，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近年來，隨著金融危機爆發，發達國家經濟陷入低迷，導致外需疲軟。受此困擾，我國外貿與外資增長速度逐年放緩，國際收支盈余大幅減少。目前，我國國際收支盈余占GDP比重從2007年的11%下降為2.6%。
　　該如何理解我國外貿及外資領域的“新常態”？又該如何應對？我國外貿及外資政策是否會做出相應的調整？近日，在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召開的首屆同濟大學經濟學國際學術論壇現場，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APEC研究院院長盛斌對此進行了解讀。
　　外貿投資新常態
　　“按照經濟學語言解釋新常態，就是指經濟結構的轉變。”在談論具體問題之前，盛斌首先對新常態進行了解釋。從這一角度理解，近年來我國外貿行業的確處于深度轉型期。
　　盛斌從兩個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闡釋。從國外環境來看，各個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都把擴大出口作為走出經濟危機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美國的“出口倍增計劃”。這意味著國際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
　　而從國內的角度來看，隨著我國勞動成本上升、環境保護力度加強以及法制環境逐漸完善，我國加工貿易的紅利逐漸消失，一些外資開始轉移到勞動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地區。這意味著我國外貿行業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升級時刻。
　　盛斌指出，在新的全球生產體系格局下，國際競爭已經從整個產業鏈的競爭轉向產業鏈內部，在不同功能、不同環節、不同任務之間的競爭。貿易收益也從注重規模效應轉移到注重附加值收益。
　　在新的國際背景之下，中國的外貿模式需要從過去傳統的“兩頭在外”的加工模式，轉向中高端的制造和服務。
　　“這種產業升級的過程，包括工藝升級、功能升級、價值鏈升級等多種形態。中國的壓力比過去進一步增加了。”盛斌說。
　　而從地區結構來看，全球經濟體系由過去的“中心-外圍”體系變成了“雙核”體系。新興市場國家占全球GDP比重達到50%，而其吸引的外資占全球的2/3。“新興市場在中高技術產品、現代服務業、產能合作、基礎設施建設上需求強勁。”盛斌認為，中國貿易需要抓住這個機遇，由過去單純注重發達國家，轉向并重拓展新興市場。
　　而如果從貿易結構的角度來看，其生產形態和格局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商品生產和貿易由過去標準化、規模化轉向智能化和多元化。”盛斌解釋。
　　這意味著，我國的外貿出口要由過去的以消費品出口為主，更多地轉向中間品和資本品，并進一步增強服務業貿易的競爭力。盛斌提出，盡管目前我國對外貿易總體上是順差的，但服務貿易一直都是逆差，因為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此外，在資本流動方面，我國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形勢。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三大對外投資的國家，僅次于美國和日本。而盛斌通過分析這一兩年的數據，發現中國已經從資本凈流入國變為資本凈流出國。
　　而在對外投資的理念方面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投資方式從傳統的投資新建廠房更多轉向并購投資、股權投資。投資領域也從注重自然資源、商業貿易，轉向大量投資當地的戰略性資產，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等。
　　貿易政策升級
　　上述這些新變化，也給傳統貿易及投資政策帶來了挑戰。盛斌說，目前全球正在從以市場準入為核心的“第一代”貿易政策，轉向以規制融合為核心的“第二代”貿易政策。
　　“傳統的貿易政策是指WTO協議當中所規定的那些領域和條款。"第二代"貿易政策更多地是在一些高質量、高水平的區域貿易協定當中來踐行。比如美國的BIT協議，以及TPP協議、TTIP協議。這個領域非常廣泛，不僅僅是單純的貿易政策，還有很多是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盛斌詳細地向記者解釋。
　　具體而言，傳統的貿易政策主要集中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邊界措施，比如兩國達成協議互相減免關稅。而“第二代”貿易政策更多強調的是“正向競爭”，即雙方對各國規制和政策的協調。不僅僅是貿易政策，甚至包括勞工、環境保護、知識產權等問題。首先要達到規定的最低標準，然后再逐步地提高。
　　“這種談判對國內的改革有很大的壓力。因為你國內的政策空間越來越小了。”盛斌說。
　　盛斌進一步指出，目前中國所簽訂的雙邊和區域自貿區協議，還是質量較低的“第一代”貿易協議。第二代貿易政策在中國自貿區中的覆蓋率和執行率比TPP的談判國家低很多。“全球已經開始新一輪爭奪未來商業規則和紀律的談判，這些談判是在WTO以外來進行，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對WTO作為全球貿易體制中心的威脅，但也是對它的一種促進。”
　　面對國際的競爭，我國傳統優勢包括要素、成本、基礎設施、市場、激勵措施等，雖然仍在起作用，但是重要性比以前降低了很多。盛斌認為，現在我國亟需創造出一種新型的制度優勢，包括供應鏈網絡、營商環境、法治水平、政策透明度、產權投資保護、爭端解決等一系列問題。
　　盛斌強調：“這些問題不是靠單純的低價格和一些出讓優惠措施能夠解決的。必須對國內整體的體制結構進行系統性的變革，更多地符合國際標準。”
　　面臨“二次入世”
　　那么在“新常態”背景下，又該如何實現我國對外經貿的新轉型？
　　針對這個問題，盛斌也給出了自己的建議。在他看來，首先是戰略上要重視。“新的戰略必須考慮到新興的全球生產方式，以及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目標和國際貿易協定的約束來制定新的戰略。”盛斌說。
　　具體而言，就是把中國國內的區域發展戰略與國際和區域領域的經貿發展戰略有機地聯系起來。“特別是中國周邊地區，怎么和我們的中西部地區實現良好的互動？不僅是在經濟上，而且更多地能夠在政治、外交和安全上，形成有效的政策協調。”盛斌說。
　　此外，盛斌還提出構建經貿發展的新機制，其根本原則是推動對內對外開放，以開放促進改革形成良性的循環。
　　盛斌詳細向記者解釋道：“國內進行深化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有能力參加更高水平的國際合作；而簽訂更高水平的國際協定，是為了能夠促進國內改革，提升國際競爭力。實際上中國現在面臨著二次入世的問題，面臨著融入世界更高經濟水平的挑戰。”
　　盛斌提出，我國自貿區建設要向全球高標準的自貿區網絡看齊。對外經貿合作制度方面不僅僅局限在貿易而應拓展到以前我國相對較弱的外資領域。
　　最后是確立我國外貿領域的新優勢和新利益。盛斌認為，我國的談判人員在與對方談判時往往感到非常被動，其原因就在于我們沒有找到自身的利益和優勢。“比如，我們哪個部門強？哪個行業強？我們在規則上哪些方面是弱勢，哪些占優勢？”
　　盛斌說，在對外經貿新常態的戰略下，我國的談判人員必須重視在談判中體現出自身的利益訴求，并且這個利益訴求要經過仔細的研究和篩選，不能只顧眼前利益而忽視了未來的利益。